先从我修读生命科学或生物学说起。

我生长在英国殖民地年代的香港，上的是基督教学校。那里的老师素质很高，使我获益良多，当中有从中国内地来港的大学教授;我的物理老师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历史老师曾负笈哈佛大学。

然而，当我念生物科时，老师却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他是一个大闷蛋，教的生物学也闷不可耐，只重描述而不寻考究，光画一块树叶、逐一标出部位名称，对我来说索然无味。我上学以来从未遇过一个讨厌的学科，直到生物科出现。

因此，当我上大学时，我选择了工程学;流体力学里优雅的微分方程，使我乐在其中。有一天，我无意中荡到工程学院一处我从未涉足的地方，好像是一个核工程实验室，那天，一位教授跟我攀谈起来，言谈间他提议给我个别授课，我当然喜欢这个不用到讲堂听课的学习方式。

于是他每周跟我见一次面，教我读弗里德兰德和肯尼迪(Friedlander and Kennedy)合着的《核化学与放射化学》(Nuclearand Radiochemistry)，这使我对辐射学产生了兴趣。到入读哈佛时，我便选修医学放射物理，其中一个必修科是辐射生物学，也就在这里我遇上一位教授，他向我展示了生物学是一门思维活泼的学科，与我上高中时那种只重描述的生物科迥然有别：生物学乃是运用基本的物理和化学原理，对生命运作进行探索。

在七十年代处身哈佛，并对生物学萌生兴趣，实在是一段充满刺激的历程。许多研究DNA的首代巨擘仍在此任教，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实在不可言喻。与这些巨擘的近距离接触造就了年青人对各种可能性的开放心态和对未来的自信。能有机会亲炙大师，乃是当学生的最大荣幸。

除上课作业外，我经常着迷于各类讲座。周中的每一天，医学院各学系、哈佛剑桥校区的生物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麻省总医院和长木医学区各医院都有学术讲座，使人目不暇给。我们目睹科学里伟大篇章的翻开;我们亲聆科学大师的演说，看着他们被听众席上有同等份量的科学家质疑;我们见证尖端的研究成果自由交流，科学家如何奋力地以当时所知的科学来诠释研究成果;我们亲见科学假设和范式逐步成形、受到质疑、修订演进，获得肯定或湮没无闻。

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而七十年代美国科学界的生态环境，特别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小王国，与追随者自由恣意地探索他们眼中的真理。经费充裕让每种学说都能百花齐放，也让每个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有足够的自主权，而由于主要的经费皆来自院校以外的第三方，这意味着大家无须为获得经费而讨好校内高层。

我的导师比尔?哈兹尔廷(Bill Haseltine)以率性见称，他年轻时，才当助理教授不久，竟在研讨会上公开指剔系主任的科学论据有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经济自由是真正自由的先决条件，这就是典型一例。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2006年11月)，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外，在交流研究成果及携手合作方面，同样是高度自由的，没有什么律师、发明披露、研究材料转让协议、技术转让办公室等繁文缛节;这是科学还未被功利腐蚀的最后一个纯真时代。

若我审视科学训练对我日后投资事业的影响，从生活在一群自由地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者中得来的体验，不亚于研习科学为我提供的思维训练。

理想主义带有一种大无畏精神，某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的人，甚至可以不惜一切，当中蕴含着一个信念：真理最终会胜利，一切自会柳暗花明。我们为迈向真理而激辩，作君子之争;交相浸润，乐在其中。我们因科学而欣喜，皆因绽敞于眼前的真理，让我们一起窥视到生命的奥妙。

2

我的投资感悟

这种科学家的品性熏陶，使得我日后纵然从事投资事业，亦从非以赚钱为首要取舍，而总是为了要干一些有趣的、蕴含着内在美的事。它是一股使我不断向前的动力，也是一块我用以筛选项目的试金石。

这种投资方法当然顶风犯险，我亦曾有许多趟失误。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的术语来说，我的投资往绩有较高的贝塔系数(Beta)，表现较为波动;但我想，只要最后有出类拔萃的阿尔法(Alpha)，这个策略还是可以的。

在我看来人在这个时代已经被压缩成浅薄的经济动物，人的所有其他属性都被挤干。而今天我想说：一个单维的经济动物，也许可成为出色的投资专家，但决难当上一个有良知的人。我经常自省并提醒他人，务须悉心维护我们的核心人性。许多事都可掉以轻心，但人性决不容有失，否则将置人性于被扭曲磨灭的险境。

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我进行投资决策时，市场规模和药品定价从来都不是我关注的重点。从起始就去预估一种药品的潜在利润对我来说索然无味。

这并非是我对于投资的收益不闻不问，实际上我也会留意研发一种新药的财务可行性，但仅限于从当今医疗经济的视角去看待该新药在临床的应用。我从来不会对着一堆表格做财务预测。在我看来，基于一系列随意制定的假设去预测未来，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首要之一点，我是把在生物科技领域的投资视为对科学的投资。

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科学家，然后才是一个投资人。引导投资人行为的是其对于潜在收益和风险的考虑;而引导科学前行的，无他，就是科学家的好奇心至少在科学研究不受包括财务和时间在内的其他因素约束的理想状态下是这样的。

现代科学的大量成果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下诞生的。尽管我兼有科学家和投资人的双重身份，但这丝毫不会弱化我对于「科学应该由好奇心驱动」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

然而，我想补充强调，科学家的好奇心不应是一种原始的好奇心。如果一个科学家对所有事物都同等好奇，那么我反倒会质疑他的头脑是否曾得到充分发展。

一般而言，通过学习和见识，科学家的「好奇心」是应该得到锤炼和塑造的，这也是为什么年轻科学家能够从与大师的接触中受益匪浅的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并不是简单地从大师们那里获取知识，而是通过与大师的互动来诱发自身的好奇心。正因为如此，我对一个科学家水平的评估并非基于他给出的答案，而在于他提出的问题;当我评估一个培养科学家的课程时，我观察的是学生们提问有多活跃，以及他们所提问题的质量如何。

作为风险投资人，经常有人带着项目来找我寻求资金。

这些年我减少了看项目的数量，但每年仍然会听不下一百个项目报告。我的主要任务是提问题。当然，我不可能在每一个项目领域都是专家，但很多人都说我提出的问题切中要害，并且从与我的讨论中获益良多。

那么我是如何迅捷地进入每个主题的核心的呢?

专业知识是必须的，但却不足以应付。只有把新的知识置于自己原先的知识谱系中时，才能产生有深度的问题。事实上，科学家走向成熟的过程，是其不断丰富自己的科学基底、拓展自身知识谱系的过程，也是其持续磨砺将新知识放置于自身知识谱系的能力的过程。

至于我的知识谱系，我将其形容为「生命是如何运行的」。我知道这样一个笼统的说法可能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我是刻意模糊的。这是一种感觉，一种认知，以及伴随着这种认知而产生的对生命运行基本规律的尊重。这些基本规律对于生物圈的一切生命普适皆准，它们共同描绘了「生命是如何运行的」的概貌图景。

有一些生命运行的基本规律是通过对整个生物圈的观察推演出来的。应当强调，我所指的生物圈是涵盖自然界所有生命形式的生物圈。我们在研究蠕虫、非洲蟾蜍、斑马鱼或者果蝇等不同物种时，暗藏一个假设，即对它们的研究成果是可以应用于其他物种的，尽管在进化树上它们彼此相距遥远。

例如，我们在线虫或果蝇体内发现某个基因，这会引导我们在人体中寻找类似基因的同源体。我所说的生命运行的基本规律，既存在于生物体层面，也存在于分子层面。它们既有目的论的意义，也有还原论的意义。我将对我所说的基本规律举例加以说明，同时关注它们与新药开发的联系。

1)、首先是冗余原则;

就生命体本身的存活而言，冗余并非必须，但生命体如要在持续的内外冲击中存续，它必须是在一定程度冗余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与飞机必须安装备用导航系统和液压系统的道理一致。回顾核酸研究早期，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RNA和氨基酸之间的密码子编码实际上是简并性的(此处简并是在数学意义上而言的)。

简并性就是冗余原则的一种表现，大自然依靠它来减弱突变的后果。又如，许多蛋白质存在不同亚型，它们之间就实现某些功能而言，至少部分可以相互补偿。再如，很多生物信号传导中既有经典通路，又有备选通路;一些受体的激活可以是内源性的，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可以依赖配体，也可以独立于配体。因此，药物开发也必须事先考虑到，如果只阻断一条通路，未被阻断的冗余通路可能会取代其功能。

除冗余性原则之外，生命组织让自身系统达到强健稳定的另一原则是多层次控制。人们一度普遍认为基因测序可以解开所有生命的奥秘。这种对于生命运行的单层、单向和线性的理解充其量是一种误导。与所有设计精良的系统一样，生命系统必须具备带有反馈环路的多层次控制，以达到强健稳定，即专业上所称的鲁棒性(投资人说注：鲁棒性是指控制系统在一定结构或大小的参数摄动下，维持其它某些性能的特性。)，又同时能对新的输入有所反应。

除鲁棒性之外，生命体的运行也是高效经济的。

生命体绝不会负载过多毫无意义的累赘。与其把那些大量的非编码DNA称为垃圾DNA,我更愿意认为这些DNA的功能尚未被发现。与其在大自然面前妄自尊大，倒不如承认我们的无知，这才是更加审慎的态度。

2)、共生是生命基本规律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则;

医学上一直以为，人对其健康结局是可以全权自决的。而近期在人类肠道共生菌群方面的突破性研究成果颠覆了这一传统观念。大量实验结果显示，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可以改变宿主的代谢、免疫系统以及对癌症的易感性，甚至影响到宿主的情绪和行为。

滥用抗生素造成的危害，更凸显了这种人和体内寄生菌群「敌我分明」观点的错误。反之，肠道菌群也为宿主健康的干预提供了另一条途径。我们投资的一家公司，正在尝试以对肠道菌群的调节取代抗生素，来促进牲畜的生长。

3

生命并非徒然是科学

生命充满着机缘巧合，但基因主导的科学年代，使人对生命有过于确定的看法：

细胞核俨如主宰，决定着所有结局。在一片亢奋中，人类基因组计划令人产生幻象，以为只要我们知道全部基因序列，所有疾病都可治好。

我曾跟比尔?哈兹尔廷 (Bill Haseltine)有过交往。他是我的博士后导师，并创立了一家名为Human Genome Science的公司，该公司最终未能藉着人类基因序列而开发出任何新药来。

生命其实并非一本一字不易的剧本，基因组亦并非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在不同程度上，生命中的许多结果都是机遇使然。经历过生儿育女的人都知道，新生命的缔造过程中存在着随机性的基因重配，谁也无法保证结果;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各人的体质及资质不一，说明机缘之弄巧。

生命既然充满了机缘巧合，能够有所准备，掌握机会昂首而行，此乃大度之人生。

薛定谔曾写过一本书《生命是什么》，尽管这个书名引人入胜，而他真正想问的是生命是如何运行的?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回答quot;生命是什么quot;;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问题。薛氏亦定必意识到，单以生物化学来界定生命，有其不足之处。

*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1887年8月-1961年1月)，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最重要的成就是创立了波动力学，提出着名的薛定谔方程，193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因此，1955年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发表了另一系列讲课，题目是《心灵与物质》(Mind and Matter)。显然，对高等生物来说，「生命是什么」的问题，不能止于以生物化学来阐释生命的运作，还涉及到认知的问题。

无怪乎许多伟大的生物学家，在生命科学的某范畴作出重大贡献后，转到神经科学方面另辟蹊径;其探知之旅跨越了「生命是什么」而求索于「人何以为人」。

生化反应是物质的，认知是形而上的。我们知道神经递质在神经元中运作，但我们感受不到神经递质，我们感受到的是快乐、爱、恐惧、焦虑、抑郁等。我们感受不到G蛋白偶联受体(GPCR)的各种组合，但我们嗅到新焙的咖啡、牛油煎香的大蒜或烧烤架上的排骨香味。

我们感受不到眼里视紫红质的氧化和异构化，但我们看安德鲁?惠氏(Andrew Wyeth)的画时会感到静谧，看爱德华?霍珀(EdwardHopper)的画时会萌生孤寂，看到迎春花冒首时会感盼寒冬将尽。是什么转换器把物质转化成形而上?它是否一种类似氯化锂、百忧解、或大麻的物质?随着神经科学递进，我们正趋近物质与意识的界面。

我不清楚我们能否将这个界面完全弄明白，但我确实看到纯以物质词汇来描绘人，这是一种危险的简化，对科学还原论一种悲哀的曲解。人有其属性和体悟，断难简化为纯然的物质量数，纵使我们能为之亦不应为之。让我说一些个人的感受。

我的父亲不是一个书卷气很重的人，他从不跟我谈文学，唯一提过的文章是朱自清的《背影》，我相信你初中时都念过这篇散文。为什么望着父亲蹒跚地穿过铁道买桔子，会教那个年轻人掉眼泪?何以两年多后，他仍念念不忘父亲的背影并且黯然神伤?为何这篇文章数十年来，仍不断勾起一代又一代父亲与子女的深情?

1974年，父亲首次来波士顿探我。有一个在哈佛就读的儿子，显然令他感到高兴。尽管当时他已事业有成，可他仍不禁被这座顶尖学府的巍峨风采所慑倒。每当提起我的论文导师他都语带敬重，人家可是哈佛的教授啊。

我带父亲逛哈佛合作社书店时，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的一本大型精装画册吸引了他的目光。洛氏的画描绘美国的小镇风情，那是一种父亲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但画中表达的纯朴人情却令他顿时产生共鸣;画作呈现了一个较单纯年代的美国，当时的人际关系和感情，都还未被丰裕的物质生活所掩盖或扭曲。

父亲并非一个对未来悲观而沉湎过去的人，也不是一个盲目钟情往事的浪漫主义者。他之所以与洛氏画作中的怀旧情愫有所共鸣，乃因他深信人该重情念旧，无论过去是好与坏、甜与苦，都该铭记不忘。

那一天，父亲要我买下那本诺曼?洛克威尔的画册送给他;他自己不买，要我买来送给他。我在扉页写上：quot;送给父亲，聊表亲情quot;。

那本诺曼?洛克威尔的画册，让我们父子之间互送心底里的温情。我断不希望这种温情被简化为「大脑某一部分在功能磁共振仪下出现的一种影象」，或「凝胶板上的一条色带」，或「蛋白质组学热图上的一个彩团」。

这种温情乃人性之本体，超越了物质的描述、解剖的切割或化学的定律，让这些显得不值一哂，并对科学还原论作出嘲讽。难道我真的需要为我和父亲之间的温情这份在他离世逾二十五载的今天仍涌现于我心头的温情找一个科学的解释吗?人体的生物化学反应发生于瞬息之间，人心灵的感受却可历久不衰，两者虽在时间上有数量级的差异，但均为人之本质。

作为结语，让我再一次说，我非常欣喜转修了生命科学，并与科学为伴活出丰盛人生，而我最庆幸的莫过于体悟到生命并非徒然是科学;在科学与人性的接壤中，我找到一个充满奥妙、悸动和各种可能性的人生。

我感激家人和朋友与我共渡生命之旅，他们以宽和仁爱包容我的不羁。我衷心感谢各位贤师良傅和菁英同仁，你们使我受益匪浅。

我不忘神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这个托负，并对祂的恩典永怀感激，同时也感谢你的阅读，谢谢。